10月27日，电视剧《红高粱》登陆山东、东方、浙江四家卫视，以来收视飘红。10月18日，参加完文艺座谈会的作家莫言接受制作方山东卫视的独家专访，这是他获诺贝尔文学以后首度接受访问开谈“红高粱”背后的故事。11月2日22：07山东卫视将《莫言眼中的“红高粱”》，澎湃新闻第一时间为读者送上文字可视版，今晚可以边读澎湃，边看节目，一起和莫言体验中国“红高粱”背后的故事。
莫言：13号下午的4点半我接到中国作协领导的电线号有重要的会议。我又反复强调和山东台的节目说好很久了，而且往后推了好几次了，今天人家可是千军万马都汇聚一处。如果我不去他们把整个计划都了。但是后来作协领导说了这个会议的重要性，也谈到铁凝此刻还在维也纳，刚刚下飞机不到半小时，她恐怕也要立刻往回赶。我想没什么好说的了，立刻回来。
莫言：他在整个讲话过程当中提到过我两次，后来在讲完以后，他跟每一个代表握手、寒暄。当然也跟我握手，也问到我一些创作的情况。
莫言：应该说不如以前接地气了，因为我参加规格比较高的活动太多了。譬如经常在里做节目，这个地方是不接地气的，这个地方接“电器”。
董姝：在《红高粱》当中，我们感受到战争的悲惨、壮烈，您参军的时候没有经历过一点点枪林弹雨吗？
莫言：我参军是1976年，是和平年代。1977年、1978年边境战争我的一些战友参加了，我当时非常渴望能上战场，但是后来因为部队的工作性质我没有这种机会。当然军事训练还参加了一些，在新兵连里面有射击训练、投弹训练，有人认为我军事技术很差的。恰好相反，我在新兵连射击成绩是优秀的，10发子弹打了80多环。
董姝：谈到《红高粱》，要提到张艺谋导演的那部电影《红高粱》，这部电影其实拍完之后改变了很多主创人员的命运，像巩俐、姜文、张艺谋。您觉得您的生活有变化吗？
莫言：我的生活没有很大的变化，尤其对我的创作心态没有影响。《红高粱》之后我知名度高了，对于出版可能更加便利一点。过去我没有名气，这部小说人家要这样、那样的修改。写了《红高粱》之后人家不让我修改了，我写什么样人家按什么样出。其它的变化我觉得一点没有，也是不对的，毕竟还是从《红高粱》拿了很多稿费，拿了稿费家里的生活就变得更加宽裕。
莫言：他最先找到了《红高粱》的责任编辑朱伟，就是现在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编。他说张艺谋想把《红高粱》改编成电影。我说没问题，后来约定时间，那时候没有手机，也没有BB机。
莫言：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筒子楼里面，因为放暑假同学们都回去了，我是有一个中篇没有完成，急着要稿，我在那边加班。他当时光着膀子，赤着脚，提着一只断了带的鞋等等。我说他像一个生产队的队长，他说我像生产队的会计。一个会计和一个队长完全可以领导一个生产队，一见面产生一种信任感。我后来作为编剧之一也参加了这个剧本的之一。
我给他很多具体的帮助，种高粱这一年天特别旱，到了六七月高粱长得只有膝盖这么高，他们马上要急着开机，非常焦急，县里宣传部长是我大哥的同学，我也叫大哥，我找他帮忙。他找了县委，然后县委批了几吨化肥，当时化肥是很紧俏的物资，批了5吨化肥，张艺谋他们组织一帮人去追肥。
我给你讲一个很不雅的笑话，当年我们农民在高粱地里蹲着解手的时候被疯长的高粱戳着。当时他们来了，我跟他有不同的看法，他们在高粱没有红的时候要拍，我说我写的红高粱，你拍成绿高粱。据他所知高粱红了以后高粱杆硬了，结果在高粱没有成熟，绿色的时候，风一吹有女人肢体柔软之感，他要拍柔软之感，我说你瑜伽女教练让人流鼻血拍吧。
有一些关键性的细节，张艺谋问我能不能用高粱酒就像一样炸鬼子的汽车。我说据我所知可能性不大，我们把一桶酒甩在地上不可能起火，这个细节经不起推敲。我当年为我父亲用小壶撩酒，酒开了以后沸出来才会引燃，而且火是绿的，弄到手上看不到。但后来他还是把酒坛子向炮弹一样撒向敌人的汽车爆炸了，观众也没有追究这个细节是否真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