木心先生曾经说过：写作本身应该是愉快的，如果写得痛苦，那是方法错了。他进而提到：一个热爱写作的人，是一个不掉的主义者。一开头就引他的话，实在是最近又在看他的新书了。讲正经的，他的这个论调，我一多半是同意的，但也有一点怀疑。写作真的是幸福的事么？木心先生曾经说过：写作本身应该是愉快的，如果写得痛苦，那是方法错了。他进而提到：一个热爱写作的人，是一个不掉的主义者。一开头就引他的话，实在是最近又在看他的新书了。讲正经的，他的这个论调，我一多半是同意的，但也有一点怀疑。写作真的是幸福的事么？
董启章的《时间繁史。哑瓷之光》，我最近又重读了一边。尽管是老读者，但董先生那么多作品，我最害怕读的便是这本。几年前也是磕磕绊绊读完的，那时候可是一点都没想到会重读啊……关于这部小说地不好读，主要是这样几个方面。一来，文中的对白大多是粤语口语，甚至有很多英文的段落；二则，在这部三声部的作品中，有一个“未来”声部，是极具象征性的故事，文体非常奔放、变幻；当然还有那令人望而生畏的长度，总体超过九百页，在那时候（尚未读村上春树的《1Q84》），是我读过最长的纯文学作品。（而就故事的复杂性来说，甚至还超过了《1Q84》。）如果要罗列的话，这个难读的理由还可以一直罗列下去：比如主人公“者”的颓废的世界啦；V城的文学现状地凋敝啦；城市保育运动在资本主义社会大下的无效化啦等等。读着难免令人觉得前景一片灰暗……
我之前评价与董启章同世代的作家骆以军，以为后者的作品是最难被评论的一类，主要原因在于，骆以军是个写到哪儿是哪的作家，一个几无结构可言、事先也甚少预设的作家。骆呈现的，是一个微观而纷繁的现象世界。以绘画作比的话，他的文学表达就像是印象派（甚至野兽派）。而以他为参照，董启章则让人联想到超现实主义的达利，他的小说像是一场大梦，虽然也疯的可以，但又有一种奇妙的抽象化的现实感。当然，就对于社会问题的介入来讲，董的小说远远不仅仅是一场梦那么随便的事情。物象世界很难抽象地评价，骆以军书写的就是一个纷繁、具体的一个又一个碎片式的故事——这是他难以被轻易归类判断的原因。而相比起来，董启章确实有先行的问题。但我又不会将他真的归入先行的行列里。是否先行，得看你最终是在提问题，还是在给答案。当你看完一个作家的书，你是得到了问题，还是答案。就这一点来说，董启章还是在给问题。一道解不开的谜语。
但他先行的一面体现在他的小说（至少在《时》）中，有太多值得讨论的问题——实在野心巨大——而那些问题一半他没答案，一半他有。他有很多明确地判断，我不知道这跟他在《时》中设计了一个以他为原型年龄又远比他大着几岁的“者”——未来十几年之后的作者的假面，有多大的关系。需要说明的是，董启章在以前、之后的作品中，以自己为原型的角色每每出现（黑骑士、者），但他们（假面们）往往都正当年，而且一贯扮演着“青年人们的旁观者”这样相对疏离的角色。而像这次这样，完全围绕自己的假面为核心运转，仿佛还真是唯一的一次。且把自己整的不善：丧子、夫妻隔阂、瘫痪十七年。只能说在小说人物“者”口称要自己之前，董启章已经在试着自己了。或者说，整部《时》对于作家本身的意义来说，便是一次的运动。
重读《时》的过程中，总让我不禁遐想，作者在构思这部小说的时候（甚至在构思之前），究竟是处在怎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呢？当然，作为一个有经验的读者，这个问题文本便会给你一些暗示或答案，但在《时》这部小说中，你实在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相信那些“显见的答案”（作者的状态）。这并不是说作者有意作假或隐瞒，而是过于直露，太过直接。每每你在阅读中建立起某种理解、诠释，但没过几章，核心人物“者”（再强调一次，那就是作者的假面）都会直接宣之于口，甚至将你之前的理解尚未达到的、更为本质的问题，直接展露在你眼前。《时间繁史 哑瓷之光》这部书就是这么奇妙。会让人觉得，作者不断在提问题，又不断在给答案，然后提出新的更进一步、靠近核心的问题。作者不是在展现最终的答案，也不仅仅是问题，他更像是在展现围绕一个终极困惑思辨的过程。那么这个终极困惑究竟是什么呢？看完两遍之后，我以为，作者真正想处理的是这样一个母题：在当今这个时代，身为一个作家的意义，或者干脆说是“写作的意义”、虚构的意义，究竟指向哪里？
真是大哉问哪……盖棺的说（还是还没到盖棺的时候？），华文世界的小说艺术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“”之后，差不多除了我们这帮戒不掉的老读者，和一辈戒不掉的老作家，已经死掉大半了。这跟我们界范围内得什么文学，压根没什么关系。如果说二十世纪的解构主义，终结了哲学的传统；那么，在华文世界，以商业文化为核心驱动力的电影、游戏、微信、网络式的标题文化、碎片化阅读，也必将在这个世纪终结在中国才兴起百年的小说写作。老祖母张爱玲尚尸骨未寒，而后生的晚辈们，却像是马上要绝种了……我现在将这当做结论一样的摆在这里，惋惜诚然有点，但不至于怨怼。在这方面我比较达观，我以为，写作的人可能一时绝迹，但作品还好好的在这里，就像卡尔维诺给千年以后的小说作家们写《新千年文学备忘录》一般，以待来者。如果说一个商业为王的社会，注定会导致纯文学写作的——这一现象其实在各个文化中都多少有展现（卡尔维诺必有他的预判），只是不像华文世界一般塌缩得如此迅速而干脆——我们自然可以假想一个，未来的、非商业化的社会的崛起。到时候，年轻的未来作者们，自然可以像挖掘出土文物一般地重新发觉当代的华文小说作品。（于此相对的，我倒是不觉得中文会被终结。）说的，只是一些大趋势。而且我相信，精明如董启章、张大春一辈人，大约都可以轻易预判如此，一方面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，一方面大概也有点没办法吧——写作是会成瘾的，成了瘾就戒不掉，一般只要认真写过几个长篇的（特别是得了的），我想只要饿不死，总会写下去。
回到《时》这部作品，作者与其说是在顾虑长远的、小说创作作为一个艺术门类的命运，其实更多的，是顾虑虚构的、提问题而无答案的小说创作，对于当下社会，特别是对于作家本人的意义。当一个智者——是的，作者至少还有身为智者的自觉，不论他在小说中将自己说得再一无是处，这种优越感还是弥漫行文之间——的发声并不被时代所接受，甚至于拖累到他的正常生活、他的家人的时候，他又该如何自处呢？从某个角度来说，小说中的“者”说的一点都没错，他——身为一个当代的作家——本身就是一种病征：既无用，且倔强，甚而有害。也许，对于当代作家来说，写作依旧是“不掉的主义”，只是写完后的结果，却难免是枯涩的：“没有人在听呐。”
这就难免，严肃的小说写作，逐渐变做一个人的狂欢了。自问自答，自己在虚构的世界中创造符合自己期望的读者。董启章的小说中，尽有这样的青年人，或者说，董启章总是围绕柔软的青年人为小说创作的核心架构，实在有出于他的这份小小的的。当然，这并不罕见。回忆一下尼采写下的那部奇书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》亦是如此。书中深具智慧的查拉图斯特拉，便是尼采的，他落落寡合，遗世——书中查氏也是从山上的洞穴里开始登场的。在尼采的那个年代，能理解他的人实在太少太少了，而他本身又不愿意为所，寂寞啊……整部《查》书，便正如保罗奥斯特的那部小说的书名所形容的：孤独极其所创造的。他（或他们）创造了什么呢？其实就是一个堪与交谈的人群（或个人）。文明在于传达，如果没有一个可堪传达的对象，“传达”自然也就无从说起。当然，也许还是尼采走的更远，即便在《查》这部书中，真正能理解查氏（或说达到查氏的高度）的“客人”也依旧阙如（但他大约也不需要这样同质的客人，只要能听得懂、愿意听，甚而足以激发他“传达”的的客人就行了）。而在董启章的《时》中，能理解主角“者”的至少就有三个，这是小说家笔法与哲学家的不同之处吧。在小说中，一方面是“者”本人的自轻自贱，另一方面在于那些“处于相同高度”的人物，还必须负担“者”的责任。但了又如何呢？那就是《源始 贝贝重生之学习时代》（董启章自然主义三部曲的第三部上篇）开始的契机了吧……
《学习时代》我个人读过两遍，那基本上是围绕年轻人自组“燃烧的绿树读书会”为核心演绎的故事。他们没有严密的组织，也没有传说中的，要说真正的凝聚力只是会员自发地共同对经典作品的热爱。有人评价，作者董启章在《学》中探讨地是阅读经典对当代年轻人的意义（或无意义）。有道理，但不全对，若将《时》拉进来做一个参照，我反倒是认为，这是作者在对自己这一辈的文人（特别是自己）彻底“清算”之后，将期许留给了没有了“者”指手画脚的下一辈，也是大江健三郎所说的“新人们”。至于阅读，那只是青年人中兴的手段，是否是通过阅读来实现中兴，倒是次要的了。当然，他在《学》的后半部分，处理读书会解体过程中，展现出来的对青年人的怀疑，那就是另一个话题了。
还是回到《时》中“者”的病吧。其实，就算是看了两遍，我还是对于这个“病”感到困惑。一个著作等身，人品也看似并无问题的作家，究竟为何是这个时代之病呢？作者通过“者”这一角色（假面）所展现出来的困惑、犹疑、矛盾、中心甚而厌弃……老实说，这不是每一代的作家都会面临的问题么？想想八十岁离家出走，差点冻死在车站的托尔斯泰；想想一天到晚要打猎或打仗的海明威；想想一本书写十年都写不完，“死不瞑目”的福楼拜……作家病不正是作家创作篇章后所留下的必然阴影么？还是董启章不耐于此，一个恶劣的（商业化的）他要更进一步？
董启章年纪并不大，67年出生，在写作《时间繁史 哑瓷之光》的那几年才四十岁都不到，在国内最多也就是个中生代作家，搁国外甚至可能被划入“青年作家”的序列。如此“未老先衰”地在创作中做“否定”的尝试，怎么看都并不正常。但要我说，这反倒更有可能是健全的个人与不健全的社会之间，所产生的必然矛盾。“病”从古至今也都是一个相对概念，特别是牵涉到上的。作为社交性动物的人，我们有求同和从众的倾向。在一个社会中、哪怕是一个私人的狭小圈子里，当一个人过于不同（特别是不同于自己），我们往往下意识地认为是这个不同者（异见）的问题，而不是我们的问题。因为“我们”是大多数，“我们”永远躲在多数人匿名、温柔的壳中，感到安全、健全。而当一个人发觉身边没有同类的时候，便自然感到彷徨感到是不是自己有什么问题；而当他发觉身边不乏同类，他的这种跟社会脱节的乖离感，也就被无形淡化了。这是人类的天性如此。
这同样的道理，用到作家董启章身上，其实也并不显得突兀。在这样的商业社会里，像他的人物毕竟是太少了，或至少“者”觉得是太少了。由不得他不怀疑。另一面，我觉得董启章或者说他所创作的人物“者”，说到底是对社会对人群有担当有强烈责任感的那一类作家。他们并不像普鲁斯特、纪德一般沉浸于的世界。当他们忧烦于读者的稀缺，创作意图在所身处的社会（、V城）中的无效化，他们所感受到的感与无力感，大约是尤为剧烈吧。面对这种感，至少由后期来看，董启章作为现实中的作家通过一部有一部的长篇巨制走了出来，而他所设计的“者”却并没有，者在小说末尾的一死了之，其实是代“人”受过。从写作者的角度来看，他也可被看做是一个工具，或者说是一个跳板，让真实的作者能跳过自怨自艾的泥沼……但董启章毕竟是一个优秀的作家，他在小说的后半部，为他的替身（假面）之死（这是早早预定好的）披上了一层仪式感和戏剧性的象征意义。其实“者”之死，亦可看做是展现给所有后来者（新人们）看的，作者树立一个成熟的残废老作家，将他作为他们这一代失败的象征，然后让他一步步自己葬送自己。最终将天地留给那些剩下来的人们（新人）。
但在真实世界的老作家眼中，其实董启章又何尝不是“新人”呢？董桥就曾在中谈到董启章：“他现在还stuck在里面。一个作者不能太自觉自己是个作家……我说他十年后可能会走出一个弯，是因为那时候他会看到一些他现在还没法看到的东西。他的东西很深、很涩，非常坚固，可里面没有窗口，这个窗可能十年后他慢慢会看到。这个窗开了，他就会不一样。”这段由梁文道整理的，发生于09年，《学习时代》还没有出版，所以，这大约就是针对《时间繁史》讲的吧。至少对《时》这部小说来讲，我以为老作家的话是中肯的。没有窗口，过于强烈的身份自觉，近乎“殉道”的社会担当……虽然依旧优秀到值得一读，但也绝不好读。
董桥认为小说作家的身份自觉，原点应该是一个“讲故事的人”，连“我要讲一个故事给你听”都不太好，或者说有“我”就有点偏了。这当然是一个很传统的说法。（老爷子喜欢毛姆。）有趣的是，以此作为标尺的，我最欣赏的两位华文作家：董启章与骆以军，似乎都不能讲是合格。张大春倒是标准的“说书人”；尽管不算喜欢，莫言讲故事也真令人服气。但张大春却在“一席”讲堂上，一上来就表示，像他这样的写作者，大约要绝迹了。说真的，论讲故事，小说真的已经“干不过”电影了！如果一个故事电影也能好好的呈现，谁要要读小说呢？这大约是董启章一辈人（以及之后的我们这辈人）在文学创作上，最大的难题吧……是当代小说家宿命般的集体困局。面对这个困局，董启章给出了属于他的一整部漫长的“思索”的集结。讲真，还是值得一看的。
小说的故事如果只是简单地叙事,自然是难以干过电影的讲故事手法,但是所幸,小说的讲故事方法可以有很多种,或许是能另外开辟道的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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