把“老底子”再往前推，那叫门风家世，那个讲究，大得去了！这么说吧，有些朝廷忽忽的传个三代四代会倒，但有些显赫家族，几百年下来，还能照样显赫。
隋灭唐兴那当口，山河变色，但有户姓王的人家，照样是旺族大家，世代簪缨。在隋朝名气大，粉红无数，到了唐朝照样受重视，名声炫天。
隋文帝时，这个王家出了个神童，叫王通，十五岁就名动京师，上殿与隋文帝对国策，让隋文帝以为是给他的股肱，后来当官不顺，就回家做学问，搞创作，他那个学问做的好大，被称为“孔丘”，同时他还治医术，跟着也出大名堂！
据说，魏征、房玄龄都曾拜在他门下。王通后来有个孙子叫王勃，也被人称“神童”，后来写了《滕王阁序》，名满天下。
王通有个弟弟叫王绩，跟王通一样打小聪明过人，也是年少成名，被称“神童”，他一手好诗文，当时就没人敢不服。
虽然王通经常王绩，但王绩从来就没想靠哥的名气混社会，在江湖上甩的那一个硬气，全是硬实力、真功夫，差点叫人忘了他是名门之后。
他这个人呢，越是傲骄，越是玻璃心，被人一整就灰溜溜跑回家去，心灰意冷，连家传的儒术都不深研，改而研究起易经和老庄来。
接着唐朝成立，百废待兴，他一看机会来了，便兴冲冲地跑到长安，果然凭着名头在门下省谋了个官儿，干了没多时干不下去，就辞了官。
没多久朝廷又调他去做官，他以为这回铁定会受重用，哪知朝廷想用的是他的名气，还是只要他做装点门面的配角。
他好无奈，就申请到一个酒酿得特别好的焦革下面当“太乐丞”，不能让自己的才学经世致用，那就混一口好酒吧！
谁知两年，这个善酿酒的焦革大人因病去世，王绩生无可恋，带着焦革的酿酒秘方，搬到“东皋”这地方（现安徽宿州五柳风景区），自名“东皋子”，过起了归隐田园的生活，他的这些经历，叫“三仕三隐”。
当年诸葛亮躬耕于南阳，被刘备三顾后，直接就上《隆中对》，作出“天下大势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”的伟大判断，明眼人稍一寻思当能知道，诸葛亮是身在隆中，心怀天下！
今人谈五律，绕不开这首《野望》。但这首诗能发挥这么大的作用，它首先得是首好诗。很多人同时把这首诗作为唐代山水诗开篇之作，王绩也因此成为唐代山水诗开山人。
但是，从第一句开始，诗人的心思根本就没放在山水和景色上。他的确是在望，望的也的确是田野，可是，他看到的田野季节是暮秋，时间是黄昏，秋天谷物归仓，黄昏农人归家，每棵树都染上秋色，群山都披上落日的余晖。
眼前归家的人们，看过去却没有一个是认识的，这样的田园，不是静美，而是凄美，诗人的心情，不是在欢悦地享受山水田园的安谧，反倒是这样的景色让他心生孤独、落寞和无奈。
最后，他只能迎风长啸，心迹：我来了，我留下，无它，只是要做一个伯夷、叔齐那样的隐者，以采薇度日！
诗写得真好，他的心事，也是一点也没瞒着。奇怪的是一千多年那么多人硬是没看出，王绩哪里是在隐居，他只是在找自己的归宿。
当然，诸葛亮那种雄视天下的野心，他一点也没有，但对唐太这个当的，诗里却透出颇有些不满。
因为，他诗中想做的伯夷、叔齐，采薇首阳山，那是为了不食周粟，他们饿死前唱的歌，是“以暴易暴兮，不知其非矣”，意思是说，以暴臣替代，还不知道自己的错误。
这难道不是直指当时的唐太李世民吗?他心底有这样的想法，其实是思想上彻底断绝了再次出山为官的念想。
由此可见，王绩不是不喜欢当官，更不是不想当官，只是因为在唐朝那样的中，他不可能当官，并因此对唐太耿耿于怀。
所以，在当时几乎普天下的诗人都跟在唐太的后面，顺着唐太的腔调写着唐太喜欢的宫体诗，把已经靡绯五百年的齐梁诗体又烘云托月地大张旗鼓时，王绩没有跟在这些诗人后面亦步亦趋，而是孤独地呆在远离长安的东皋，心怀不甘，又满是落寞惆怅地写自己的山水诗。
除了写诗，王绩又安排家里的奴广种黄米，春秋两季自酿黄米酒，交了个叫仲长子的哑巴朋友，在他家附件建了座茅屋，每天去茅屋与仲长子对饮。
朋友当上刺史，请他去讲礼乐，他不想耽搁了喝酒，便推托不去。王家富裕，任由王绩每天敞开肚皮喝，王绩也真能喝，连喝五斗都不醉，便给自己取了个名叫“五斗先生”。
王绩注定是跟酒摽上了劲。喝酒不说，还写了一卷《酒红》，一卷《酒谱》，又仿着陶渊明的《桃花源记》，写了一篇《醉乡记》。关于饮酒的诗，更是不少，比较有名的，是这首《醉后》——
好一个飘逸！据说，王绩的琴艺极其高超，曾“加减旧弄”，改编琴曲《山水操》，广为流传，为所赏。
这样的好日子，看上去王绩的确过得很安逸。他不仅在诗风上追募陶渊明、谢眺，在日常行为作派上，也以陶渊明、阮籍、杜康为范，还建了座杜康祠，时常祭拜。
首先，陶渊明很穷，很多时候穷到根本没钱买酒，王绩却很富，家里十多公顷田地，广有房产，奴仆成群，衣食无忧，完全不用担心吃了上顿还有没有下顿，自己有这么好一个家，又哪里会有陶渊明那种真正以自然、山水为家，穷且益坚的安然和淡然呢?
其次，陶渊明是放着陶令不当直接回家，王绩新朝上任后两进两出，知道自己在混不下去才死的心。他不是不想当官，实在是当不了官才摆摆腔调的！
好一个洒脱！连周公姬旦和先师孔丘都囿于执念了！而王绩却放下一切，如同日光、河水一般，圆转如意，自然而然。
只是一个不小心，在最后关头露出了一点小马脚：“时取醉消愁”！身心都如此了，这个“愁”字又从何处生根，又从哪里冒出来的呢?
这梁公不是别人，正是大名鼎鼎的房玄龄。他把思想工作都做到宰相那儿去了，像发展地下党一样想发展房玄龄加入他的隐士队伍。
还好他联络的是房玄龄，还好当时的是唐太李世民，如果换一个宰相，换成另一个，你王绩脖子上的脑袋还能保得住吗?
你王绩都是隐士了，万事，早已不须你萦怀牵挂，你为什么要冒着掉脑袋的风险，为天下注目的名相房玄龄写这样一首诗呢?
贞观十八年，五十六岁的王绩身染重病，他自知不治，像陶渊明写《自祭文》一样，他给自己写了墓志铭，并嘱家人薄葬。
王绩虽然没有在隐逸生涯中得到安逸快乐，但他特立独行的诗歌创作，却为初唐诗坛注入一股，为后来五律的确立扎下了基础，也为后来的山水诗开辟了道。
正如《唐才子传·王绩》所言：夫迹晦名彰，风高尘绝，岂不以有翰墨之妙，骚雅之奇美哉！文章为不朽之盛事也。